他的苦衷却是与这种埋头苦干，刚直不阿品质分不开的。
莫里斯·纳多今年88岁，在法国文学界堪称元老。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，1948年就以发表《超现实主义史》和《超现实主义文献》而成为研究这一文学运动的权威。他当过三个很有影响的文学奖的评委，现在还担任巴黎的九个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，发现了不少有才华的作家，出版过国内外的许多重要作品，可以说是德高望重，不虚此生了。实际上做人之难只有自己知道，他虽然功成名就，却有着许多难言的苦衷呢！
纳多于1911年出生在巴黎社会的最底层，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母亲是个一字不识的农妇，她唯一的梦想是使他成为一个小学教师，最后在生活的重压下劳累而死，但纳多却因此养成了艰苦奋斗，顽强不屈的性格。他从来不做轻而易举的事情，现在他每周还要审读60部左右的作品，其执着精神可见一斑。他谦虚地说自己“迟钝，固执”，指的就是这种埋头苦干，刚直不阿的品质，而他的苦衷却是与这种品质分不开的。
首先是文学奖。他从1945年起就担任著名的勒诺多奖的评委，一直干了25年。他也自始至终都是评论家奖的评委会成员，他认为评奖有助于尽可能地发现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品，也能难得地发现一个无名之辈，但他从未真正相信过文学奖，所以在两年前他最后辞去了“十一月奖”的评委职务。在担任评委期间，他力图使贝克特、娜塔丽·萨洛特、克洛德·西蒙等他认为是优秀的作家获奖，但是只成功了两次，使让·勒韦迪的《通道》（1954）和米歇尔·布托尔的《变》获得了勒诺多奖，否则这几十年他就算白忙了。他对评奖的总的印象是评委们读书，开会，发表意见，但是归根结底却不知道是谁在决定一切。奇怪的是他的同事们每次开会都改变看法，而且都不是出于文学方面的原因。一本很有希望的书只要被某个评委吹毛求疵地咬住不放就算完了，罗歇·瓦扬的《奇怪的游戏》（1945）就是由于被人抓住一个语法错误而失去了勒诺多奖。他在发现评奖的过程实际上与他无关之后终于离开了评委会，其实他从未感到自己是置身于文学界之内，因为总有一种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被排斥的感觉。
其次是出书。纳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使许多作者找上门来，他也热心地发现了乔治·佩雷克、埃克托尔·比安西奥蒂等一批有才华的作家，首先出版了他们的作品。二战以后几乎只有他和加里玛出版社的《世界》丛书出版外国作品的法译本，因此是他第一个在法国出版了亨利·米勒、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等外国作家的作品。但是他首先发现或者最早为之出版作品的作家都先后离开了他，例如他认为米歇尔·乌勒贝克的小说《斗争领域的扩大》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，就在1994年予以出版。但是乌勒贝克又拿来了一本蹩脚的诗集，他当然拒绝了，乌勒贝克就离开他到另一家出版社去了。又如他在1969年首先发现的作家布耶德拉，成名之后就无求于他了。当纳多指出他的手稿中有一页文句不通，不是法语的时候，他竟然毫不客气地反驳说：“这也许不是法语，但它是布耶德拉！”耿直的纳多就说“既然如此，就拿到别处去吧。”以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面。甚至像约翰·霍克这样的作家，纳多经过艰苦的努力为他出版了十多本书，最后他还是投靠到瑟意出版社去了。他们离开的原因在于他归根结底只是出版社的审阅人，而不是与作者签订合同的出版商，他与作者之间毫无制约关系，彼此是完全独立的。所以纳多表示理解这些作家，不能怨他们忘恩负义。自己无法满足他们提出的增加稿酬等要求，他们就到别处去设法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他只是审稿者，关心的是发现好的作家和作品，其它的事情就无所谓了。
现在每年约有十本书经他审读出版，其中法国的书比国外的多一些。因为出版国外的书成本要高得多，要支付越来越多的翻译费，代理人索要的提成也越来越高。例如他首先在《纽约时报》的介绍新书的栏目中发现了《洛丽塔》，立即给作者纳博科夫写信，但是纳博科夫天文数字般的要价却使他无法出版法译本。另外在评论方面也有不少使他恼火的地方，例如《世界报》出了八页增刊来纪念阿拉贡诞生，他觉得太过分了，为什么布勒东，巴塔耶或查拉等作家就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呢？所以他从此不再阅读《世界报》。话虽如此，纳多毕竟年事已高，变得颇为达观，对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也不那么生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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